1930年10月27日，这一天是日本殖民当局的“台湾神社祭”日，以纪念1895年“征台”战争中被炸死在嘉义城下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。按照惯例，在台湾中部山区的雾社的公学校要举行运动会，附近的日本人都会来参观和集会。
位于台湾中部的雾社村落
当天上午8时，运动会准时开始。突然，一名原住民青年手持利刃，闯进会场，直奔“来宾席”，手起刀落，斩掉了台中州理番顾问管野政卫的脑袋。随即，更多的原住民冲了进来，看见穿和服的人就砍，会场顿时大乱。这就是雾社起义，也是史诗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所再现的台湾人民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。
赛德克·巴莱（Seediq Bale）是台湾赛德克族语言中的短语，意为“真正的人”或“勇者”，特指通过祖灵试炼、赢得灵魂尊严的赛德克人。在他们的信仰中，唯有通过猎首、纹面等考验，死后才能跨越彩虹桥与祖先团聚，成为“赛德克·巴莱”。对于1930年的赛德克人，以及整个台湾山地而言，莫那·鲁道就是“赛德克·巴莱”，是真正的抗日英雄。
打破宁静
雾社位于南投县境内。因为山峦迭起，雾气笼罩，清代称之为“致雾社”，故而得名。清代以前，雾社地区的居民以赛德克族为主，共分马赫坡社等11个社，500多户，2000多居民。社是基层组织，相当于部落。
甲午战争后，台湾沦入日寇殖民统治长达50年。日寇的到来打破了雾社的平静。他们自视优越，沿用明清朝廷对原住族群的称呼，称其为“番人”“生番”“熟番”。同样居住在台湾，日本人、“本岛人”（台湾的汉族人）和“番人”实行差别待遇。殖民当局针对台湾原住民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法规，如《枪炮火药取缔规则》规定，严禁民间私藏枪炮火药，但承诺原住民打猎时可向日警借猎枪弹药。然而，这一承诺往往无法兑现。
为了维持生计，原住民只能逐步放弃狩猎、织布等传统谋生途径，而不得不受雇于日本人，以换取微薄的薪水。赛德克人连交易农作物都得通过日本人，到集镇里也是受到控制。此外，殖民当局实施民族同化政策，塑造以“大和民族文化”为标准的“皇国文化”。在“番童教育所”，学童被要求只能说日语，禁止讲赛德克人的母语和汉语；严禁赛德克人继续其出草、纹面、断齿等传统习俗。
雾社恰好处在北、中、东部原住民传统生活区域的分界线上，是岛内中央山脉的重要据点，因而被视为山地理番的行政中枢。这里成立了警察驻在所，负责当地治安和执行“理番政策”，并要求会说“番语”；大多数原住民接受同化教育，会说日语，可以熟练地跟日本警察交流；为贯彻“招抚”政策，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，日本山地警察与原住民头目女儿的结婚案例逐渐增多。
日本警察有权干预台湾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岛内地形破碎，分为山地和平地。平地城市化程度高，平地警察虽然凶恶，但还略显“文明”和“守法”，山地警察的素质要低劣得多，不仅训练无度，而且无法无天。山地警察可以对原住民任意搜查、打骂，随意强迫他们从事无偿苦力；对于受雇从事伐木、运输等行业的原住民，随意克扣和侵吞工钱；迎娶原住民头目女儿的，几乎都是始乱终弃。
对于山地警察的胡作非为，台湾原住民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。
尊严之战
1930年10月7日，雾社迎来了难得的艳阳天。马赫坡社民众载歌载舞，庆祝首领莫那·鲁道的儿子塔达欧·莫那新婚。
赛德克人莫那·鲁道（中间站立者）
欢乐的气氛被一名不速之客搅乱了。他叫吉村克己，是雾社地区的山地警察，平日里对原住民百般刁难。仗着日本驻台宪兵队撑腰，吉村无所顾忌，为所欲为。
鲁道强忍怒火，让儿子按照本族的礼节给吉村敬酒。然而，吉村嫌塔达欧手上涂有牛血，用警棍敲打其敬酒的手，导致酒盅被掀翻在地。吉村的行为显然很不礼貌，激怒了赛德克人。双方发生了斗殴，吉村挨了揍。族人们都觉得很解气，但鲁道预感不妙，便携酒登门道歉。吉村不仅拒绝了道歉，而且将事件上报，打算严办他们。按照殖民当局的法律，殴打警察是重罪。族人们担心日本警察报复，给雾社造成灭顶之灾。为了保住部族的血脉和尊严，他们开始策划起事。
鲁道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对作威作福的日本人怀有怎样的感受呢？
莫那·鲁道（1880—1930），赛德克族马赫坡社首领，据说身材高大魁梧，将近1.90米。少年时曾目睹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惨烈场面，内心深受触动。青年时代，被台湾总督府安排访问日本东京、京都和名古屋，参观军校和兵工厂，他被日军的武装力量所震撼，深知本族绝非殖民当局的对手。这就是他长期忍耐日本山地警察的苛政和侮辱，而且要求族人也对殖民当局俯首帖耳的重要原因。
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将“忍”字当先的鲁道推上暴力反日的道路上的呢？
雾社地区森林资源丰富。传说赛德克人的祖先诞生于一棵圣树中，人死后，灵魂就会回到圣木中去。因此，赛德克人有敬畏和爱护森林的传统，视森林为圣地、巨木为神灵。1928年以来，殖民当局在雾社大兴土木，砍伐森林，兴建神社，令原住民颇感惊恐，担心因此遭到神的惩罚；由于山高路险，为保树木完好，山地警察要求民众将树木肩扛抬走，稍有不从，就皮鞭伺候。鲁道曾代表族人与日警交涉：“桧木是我们祖先之灵的所在，砍伐了这些圣树，神一定会发怒的。圣木被砍倒以后，谁来保护我们呢？砍伐圣木是逼着我们虐杀自己的神。没有圣木，也就没有了雾社的精神，剩下的还有什么呢？”然而，日方不予理睬。这让鲁道怒从心头起。
另外，鲁道的妹妹特娃丝·鲁道嫁给了山地警察近藤仪三郎。原以为这种政治联姻可以确保部族安宁，没想到好景不长，近藤将特娃丝抛弃。鲁道曾与警察驻在所交涉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近藤在前往花莲警厅就职途中失踪。不久，传来了同样被日警抛弃的赛德克族妻子被安排到驻在所工作，以及另一名日警因“理番有功”擢升之后，其妻跟着沾光的消息。联想到自己的妹妹没有得到任何抚恤，鲁道深感不公。
这两件事令鲁道忍无可忍。敬酒事件只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，起义不可避免。鲁道开始利用自己在周边各社的威望进行秘密联络。荷戈社、塔洛湾社、波亚伦社、斯克社、罗多夫社的首领都支持发动起义，他们把时间选在了10月27日。
10月26日傍晚，鲁道与各社商议，决定兵分三路。长子塔达欧率两名族人攻击马赫坡山西兹兹库的制材地，次子巴索与自己一起攻击马赫坡驻在所，波亚伦社人攻击波亚伦驻在所。
27日凌晨4时，鲁道父子率先攻破马赫坡驻在所，同时动员全社男丁集合，向西进攻。塔达欧那边斩杀了吉村和另一名警察。6时，波亚伦社人攻击波亚伦驻在所，打死巡查及其家人，抢走枪支并放火烧毁驻在所房屋。与此同时，巴索先后前往塔洛湾社和荷戈社，集合壮丁数十人，攻击当地驻在所。
东方刚发鱼肚白，雾社地区的警察驻在所几乎全部被起义者袭占。而准备参加“台湾神社祭”日活动的日寇对此一无所知，直接来到了会场。
六个社的义军集合完毕。面对群情激愤的族人，鲁道振臂高呼：“既然我们站起来反抗，我们就必须战到最后为止。这场战争，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，但如果现在不起来反抗，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是奴隶！”他命令巴索率青年组100多人攻击会场，自己率中老年组70多人攻击日本人的宿舍。
一场尊严之战即将打响。
碧血英风
冲击会场的突袭行动非常成功。就在巴索进攻的同时，鲁道也顺利占领了日本人的宿舍和邮局，杀死日本警察，切断电话线，破坏桥梁和铁路。还缴获了180杆枪支、23037发子弹，以及两挺机关枪。由于不会使用，机关枪在之后的战斗中没有派上用场。
袭击发生一个小时后，侥幸逃出的日本籍教职工菊川氏一路狂奔，抵达距离雾社4公里处，当时尚未遭到攻击的眉溪屯驻在所，报告了雾社地区的情况。当天下午，台湾总督府收到了这份加急电报。
这是1930年台湾最劲爆的新闻。总督府震动，全岛震动。
被殖民当局控制的台湾各大报纸将起义者称为“凶番”，大肆声讨。总督府立即派台湾军司令部、守备军司令部、台北步兵第一联队等部队，共1194名军人，以及1306名警察，组成讨伐部队，配备各种步枪、轻机枪、山炮，以及日本本土支援的十多架轰炸机，开赴雾社。
鲁道早已料到日军会疯狂反扑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、这么凶。他组织起义者进入雾社的必经咽喉——眉溪布防，并紧急征召各社青壮年全部参战。他曾计划逐步攻击雾社地区各个驻在所，扫除楔入赛德克族聚居区的这些“钉子”。经过两天激战，起义者攻击了12个警察驻在所，杀死日本人多达255人。
随着日军部队的赶到，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扭转。日寇先用轰炸机投弹，山炮猛轰，把房屋炸成废墟，把森林炸成火海，随后派步兵冲锋。起义者虽然死伤累累，但还是依靠残垣断壁进行殊死搏斗。他们当中有不少出身猎户的神射手，退居山地，居高临下，弹无虚发。
赛德克族起义者英勇还击进犯日军
然而，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开始显现。鲁道的部下丧失了机动性和战役组织的突然性，转而陷入阵地战的怪圈。他们人少、武器差，这样的状况是打不好阵地战的。
10月31日，日寇完成了对雾社地区的合围，发起总攻。两天后，各社先后沦陷。鲁道率众退到马赫坡、塔洛湾两溪溪谷，凭险据守。11月5日，在马赫坡东南方向的高地，日军台南安达大队与赛德克人遭遇，激战持续两个小时，日军15人阵亡，10人负伤，赛德克人伤亡巨大。鲁道率众退到马赫坡绝壁，依靠岩洞继续作战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巴索的下颚被子弹贯穿，伤口发炎，疼痛难忍，他要求兄长帮其砍头，杀身成仁。
进入深山老林，日寇进攻的难度加大，索性停止了步兵搜索，改以重兵围困、山炮射击和飞机轰炸。日方声称，投放的炸弹里有一些是催泪弹，但其散发的烟雾造成了“皮肤发烂、头疼、非常痛苦、仅想一死了之”的恶果。可以肯定，这不是催泪弹，而是毒气弹，而且数量多达数百枚。赛德克人毫无防范，死伤惨重。一些与赛德克人素有嫌隙的原住民部落，组成“味方番袭击队”，充当了日军的帮凶。
到了11月中下旬，岩洞里储存的粮食和饮水即将消耗殆尽。由于村社被占，秋粮尚未收割，起义者陷入了断粮的困境。赛德克族战士的尸体随处可见，身边的勇士越来越少，目睹此情此景，鲁道知道大势已去，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。为了拯救自己的部族，他曾经忍辱负重，但最终举起了抗日义旗。力量的悬殊，使他的抗争归于苍白，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。即便如此，他也要抗争到底。
鲁道仰天长叹，老泪纵横。他决定用毁灭结束这悲壮的一切。老英雄亲手开枪，打死了两个孙子，亲口下令，让自己的结发妻子自缢。或许在鲁道眼中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们免受屈辱，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随后，他独自走入深山，饮弹自尽。这一天是12月1日。
1933年，有人在山中采药，无意间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扭曲的遗骨，手握一杆猎枪。这就是鲁道的遗体。由于山洞里通风不佳，遗体没有完全腐化，有一半变成了木乃伊。残忍的日寇将其送到了台北帝国大学（今台湾大学），作为人类学研究标本和“警察展览会”的展品。
八天后，战至最后一刻的塔达欧拒绝投降，日寇逼迫其妹前去劝降。塔达欧见到妹妹，二人相拥而泣。他举行了“最后酒宴”，表示拒绝投降。兄妹俩洒泪拥别，塔达欧与四名战士一起自缢而死。
雾社起义尘埃落定，赛德克人以抗争书写了悲壮。
余波犹在
毫无疑问，雾社起义是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运动，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义行动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困境。殖民当局对赛德克人进行了残忍的报复行动。
参加起义的六个社，房屋全部被夷为平地；许多无辜民众惨遭屠杀，日寇砍下他们的头颅示众，以展示讨伐“凶番”的“赫赫战功”。六个社原有壮丁1236人，经此磨难，幸存者仅剩592人。殖民当局将其集中关押、严密看管。这六个社的头目十多人，则被冠以主谋的罪名秘密处决。
对于这些幸存者，殖民当局很不放心。他们玩起了“以番制番”的花招，标出男丁100元、女人30元、儿童20元的价码，招徕与赛德克人有仇的部落充当枪手。1931年4月25日夜，泰雅族陶珠亚部携带日方借给的枪械，闯进赛德克人的营地。屠杀过后，六个社只剩298人，史称“第二次雾社事件”。之后，六社民众又被迫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雾社地区，迁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。到1937年，六社余众只剩230人。
雾社起义虽然给赛德克人带来了浩劫，但还是给日本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，成为台湾总督府“理番政策”的转折点。日方战报显示，其平民被杀134人，受伤215人；陆军阵亡22人，负伤25人；警察阵亡6人，负伤4人；协助日军的原住民兵勇阵亡22员，负伤19员；随军汉人军夫死亡1人，负伤7人。此外，深秋时节山区阴冷，日军饱受冻伤、恙虫病及痢疾之苦，雾社野战医院曾出现一天诊治超过200人的纪录。
面对使用原始简陋武器的起义者，久攻不下的日军竟然违反国际公约，使用毒气弹，不仅将其殖民统治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，而且招致岛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。迫于内外压力，日本内阁撤换了台湾总督石冢英藏和总务长官人见次郎，警务局长石井保、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也引咎辞职。
日本高层有识之士对该事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思，推动殖民当局进行政策调整。1931年12月，台湾总督府颁布《理番政策大纲》，鼓励原住民发展“集约定耕”产业，推动集体移居，提高生活水平；经济上加以扶持，促其自主，谋求生活安定；拨款修筑道路，改善交通状况。1935年，台湾总督府对原住民的称呼一律改为“高砂族”[1]。1939年，根据发展日月潭水电事业的需要，殖民当局将赛德克人移民到北港溪流域。
10月29日至11月17日，中国大陆的多数知名报纸对雾社起义进行了大篇幅报道。当时，蒋介石领衔的国民政府忙于部署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“围剿”，中原大战的善后处理，以及国内的财税金融改革，使其无暇顾及台湾问题。为了避免过分刺激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，侵略气焰咄咄逼人的日本政府，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，对雾社起义的舆论报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。不过，带有左派色彩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，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。
莫那·鲁道是中国少数民族英雄，他用生命捍卫了赛德克人的自由和尊严。1969年，台湾当局决定，将莫那·鲁道入祀忠烈祠。1970年6月，“行政院内政部”发出褒扬令，称赞雾社事件“其志可嘉”。1973年，莫那·鲁道的遗骸被运回台湾，在雾社安葬。雾社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和莫那·鲁道的铜像建了起来。2001年，台湾“中央银行”发行了以莫那·鲁道肖像为图案的新台币硬币，面额为20元，以示纪念。
雾社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
注释：
[1]高砂族，是台湾日据时期日本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呼。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，将“高砂族”改为“高山族”，亦称“山胞”。
（责任编辑：于溟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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